广外经贸论坛（第198讲）：开展高质量研究与撰写高质量学术论文

——基于实践与反思的分享

尊敬的各位老师、亲爱的同学们：

大家好！非常荣幸能有机会来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济贸易学院，与大家交流关于高质量研究和学术论文撰写的思考。在经济学研究领域，有太多优秀的前辈和年轻的学者，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。关于高质量研究与论文，我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。与其说“分享”经验，我更希望能借此机会，通过对话打破知识壁垒，让大家更多认识我，了解我正在做的研究。接下来，我将结合自己一点微薄的研究经历，从知识本质、研究实践、关键环节、合作与反思等方面，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一点不成熟的个人感受吧。

一、理解知识的本质：显性与隐性的双重维度

我对于学术研究一个粗浅的理解是，首先要理解“知识”本身。哲学家将知识分为两类：显性知识（明会知识）和隐性知识（默会知识）。显性知识是可以通过书本、论文、图片、PPT等载体传播，比如课本上的理论、期刊论文中的模型，这些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直接获取。但真正推动知识创造的，大多是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”的隐性知识——它藏在知识交流的细节里、实地调研的感悟中、合作者之间交流的默契里。

隐性知识的传递离不开互动与合作。就像我们今天的讲座，很多内容无法通过文字完整记录，却能在交流中自然流动。这也是为什么学术会议、合作研究如此重要：它们提供了显性知识之外的“溢出效应”。研究已证实，合作网络（比如：跨国专利合作、学者联合发文、发明家协作创新）对知识创造和技术扩散的作用非常显著。对于我而言，不要闭门造车，主动构建学术交流网络是我获取信息，重新组合知识，以及提升我个人对世界认知的非常有效的途径。

二、研究的起点：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

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两个：援助与经济发展、中小微企业融资与创新。这两个研究方向的起点，都来自实地调研中的“意外发现”。为此，研究者也不能“置身事外”，而要“置身事内”——把自己当成参与者，才能看到表面之下的问题。

（一）从具体案例到一般规律：援助与经济发展的研究

2009年，我参与了汶川地震后的对口援助项目。当时由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，现任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张晓波老师牵头，我跟着团队跑了众多四川地震灾区，和当地干部、村民、企业家聊天，了解汶川地震后对口援助政策实施的效果。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现象：

- 对口援助的效率机制：灾难发生后，中央集权下的资源调配往往低效，而“对口援助”通过下放权力（如广东对口支援汶川），打破了“属地原则”，让援助方与受援方直接对接，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。这解释了为什么应急状态下，分权式的对口援助比统一调配更有效。2020年初，各省对于湖北的援助，亦验证了这个规律，论文发表《经济学》（季刊）上。

- “荷兰病”现象的警示：短期援助带来大量资源涌入，会导致局部经济“虚假繁荣”（如灾后重建不可贸易部门扩张会挤压制造业）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，这种效应在援助方与受援方经济差距大时更明显（如广州援助汶川），而差距较小时（如河南援助江油），援助反而能发挥比较优势（如河南将农业机械化技术引入江油）。

从汶川的案例出发，我们进一步观察到中国援助模式的演进：从单纯外部输出（如广州援汶川）到本地合作（如粤港澳大湾区“百千万工程”、浙江“山海工程”、东西协作以及东南沿海与东北地区的对口合作）。这个故事，让我学会了从“解剖麻雀”——一个具体案例推演到更大的经济系统，再从中找到可延伸的问题。比如，如何让以输出为主的援助的短期效应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合作机制？这是我现在正在探索的方向。

（二）从微观调研到宏观洞察：中小微企业融资研究

在四川调研的同时，我还发现了一个“悖论”：逻辑上富人会有更多的资金提供贷款给穷人。以及Allen等AER的论文将中国经济增长之谜解读为——无息的民间借贷。我们在调查中发现，穷人借钱和富人借钱的路径完全不同。穷人往往只能在“熟人圈”内借钱，如果从富人处借钱要付极高的利息；富人则能通过更规范的渠道融资，并且可以无息从穷人处获得融资。即便中国的民间借贷市场依然存在融资约束问题，其程度不亚于正规银行体系的约束。这个现象促使我加入甘犁老师牵头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（CHFS），以及张晓波老师牵头的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（ESIEC），通过家庭和企业的微观数据验证了上述猜想。

研究发现，民间金融并非像传言中那样“拯救中国经济”，反而可能加剧贫富差距——穷人依赖民间借贷的成本远高于正规金融。这一结论后来发表在《金融研究》等期刊，也让我意识到：家庭和企业的微观数据里藏着宏观经济的运行逻辑。比如，从家庭层面可以看到“家庭-企业”的资金循环，从中小微企业数据能发现中国经济“毛细血管”的运行路径。

当然，做这些研究时，我们团队面临过很多挑战。比如，为了识别“荷兰病”中的价格波动，我始终找不到官方统计的细分价格指数，最后想了各种办法：查理发店价格、麻将馆收费，甚至联系携程获取宾馆价格（多亏张晓波老师牵线，携程创始人梁建章先生支持了我们的研究）。这个故事一直激励我，数据获取需要“韧性”——找不到完美数据时，可以学着用替代指标，甚至“创造”数据来源。

三、研究过程的关键：数据、合作与因果识别

（一）数据：研究的“基石”与“红线”

数据是研究的核心，但获取和使用数据有两个关键点：

1. 多样性与创造性：不一定要局限于公开的数据库（如海关、工业企业、上市公司数据），其他非公开的实地调研、企业访谈、特殊渠道（如企业内部数据、平台数据）都能提供新视角。比如，我们在平时生活中，通过走访身边的农户、企业家、与滴滴司机聊天等，也可以了解到就业、中小微企业主的生存状态问题——很多司机曾是房地产相关行业的创业者，这为研究行业波动提供了微观证据。

2. 数据安全与权属问题：现在数据安全政策严格，使用数据必须注意合规。比如，家庭和企业调查数据需脱敏处理，远程访问时要遵守平台规则（如：北大CFPS、西财CHFS的端口限制）。更重要的是明确数据权属——合作前须约定数据使用范围，避免因“数据是谁的”“能不能署名”产生纠纷。我曾有文章因数据权属问题搁置无法公开发表，比较遗憾。

（二）合作研究：知识创造的“放大器”

于我而言，可能是实力不够，我的研究很少能单打独斗，基本上需要与厉害的学者合作。进而打破我的认知、资源和技术局限，提高研究质量。我的合作对象包括学者、政府官员、企业家和学生，总结下来，良好的合作需要满足两个条件：

- 志趣相投、问题导向：合作者对研究问题本身真正感兴趣，如果完全以“发论文、评职称”导向，我的压力会比较大，怕耽误合作者的进度。比如我和孙楚仁老师合作研究中非援助时，我们都想弄清楚“为什么中国援助比西方更有效”，这种共同兴趣让我们愿意花3年时间打磨数据和模型，虽然我当时也有合同和评职称的压力。

- 平等权责、亦师亦友：经济学英文论文常按作者字母顺序署名，这背后是“权责共担”的默契——从选题到投稿，每个人都深度参与，而非简单分工，合作研究的同时，也都成为了各自的老师与朋友。与政府官员、企业家合作时，则要抱着“虚心请教”的态度，他们的本地知识（local knowledge）能帮我们避免“纸上谈兵”，这种合作并非产生学术论文，更多地是提高我对于真实世界的认识。

（三）因果识别：论文的“灵魂”

我所理解的高质量研究的核心是讲清楚两个变量之间的“因果关系”，而不是简单的相关性。当然，这里不包括对于现象问题的梳理，研究问题提出，规律背后的逻辑推演等更“形而上”的研究。那么，如何找到问题，对于像我这种初学者来说，最容易的选题就是政策评估。

- 从政策中找“自然实验”：比如用“限购令”研究房价对制造业的影响（房价下降→制造业出口增加，验证“荷兰病”的反向逻辑）；用“对口援助政策”评估资源配置效率。

- 多角度验证：一个结论需要多个证据支撑。比如研究援助对出口的影响，我们既看援助期间的出口数据，也追踪援助结束后的持续性，还对比了建立援助办公室和无办公室的地区差异。

- 警惕“异常值”：比如研究汶川出口时，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会拉高整体数据，需要剔除或单独分析，否则会误导结论。这就是为什么国际贸易研究中常有“掐头去尾”的数据处理方式。

四、论文撰写与投稿：从“写出来”到“发出去”

（一）选题：既要“有意思”，也要“有读者”

研究选题可以从两个维度考虑：自己真的感兴趣（这样才有动力做下去），以及读者群体是谁（避免投稿时“对牛弹琴”）。我的选题几乎都来自实践：看到穷人借钱难，就研究金融排斥；观察到援助后的“断档”，就研究可持续经济合作。

同时，要关注政策导向与学术热点的结合。比如我们关于土地财政的研究，因为契合了当时“住房不炒”以及“稳外贸”的宏观问题，最终论文发表在《经济研究》。但这不是说要“追热点”，而是要让研究“有现实意义”——你的发现能帮别人理解一个现象，或给政策提供参考。

（二）写作：细节决定成败

- 结构清晰：实证论文要明确“问题→数据→方法→结论”的逻辑链，文献综述是提出研究假说的系统性梳理，同时要明确“已有研究缺什么”、“我的贡献是什么”。

- 证据扎实：多用图表呈现结果，文字解释要“摆事实”而非“下判断”。比如描述融资差异时，我们用了家庭调查中“穷人民间借贷利率是富人正规贷款利率的3倍”这样的具体数据。

- 耐心修改：我和合作者发表在European Economic Review上关于援助的论文，从初稿投稿到发表用了5年，被拒了很多次，期间改了众多版。不过，当时国内学者还是很少能够在这个期刊上发表文章，这对于年轻学者来讲，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。自此，我都会开心地去面对审稿意见，审稿意见哪怕再尖锐，也都会认真回应——审稿人是帮你“完善作品”的人，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——与该领域学者直接对话。学界流传了很久一句话：“能够仔细读你这篇文章的人，除了你自己，也许就只有审稿人了”。

（三）投稿：策略与心态

- “由高到低”还是“精准匹配”：如果研究有创新性，可先投顶刊；如果偏应用，可投领域期刊。投稿的关键是看期刊的“读者画像”——关注理论、政策还是实践话题多一些。

- 利用学术会议：会议不仅是“展示”，更是“试错”的机会。把论文初稿在会上讲出来，听同行的批评，能帮你发现自己没注意到的漏洞。

- 接受“拒绝”：投稿被拒是常态。我有一篇合作的研究，关于“数字鸿沟”问题，目前在第四轮审稿，过程很煎熬，但只要自己认为结论扎实，就值得坚持。

五、研究者的自我修养：韧性、反思与平衡

（一）保持对“真实世界”的好奇

我比较喜欢从现实中寻找问题，哪怕是理论研究，也要时不时走到实践中——和企业家聊一下行业困境，跟村干部谈政策落地，甚至打车时和司机唠唠经济形势。这些“非学术”的交流，往往能给你最鲜活的研究灵感。

（二）正视“不完美”，接受“慢节奏”

我的研究效率不高，平均每年最多发表1-2篇论文，有时还会“交白卷”，远不如很多优秀同行高产。但我接受这种“慢”，我觉得如果把研究不当成一份“计件工作”的话，而是一次有价值发现的旅程，可能更有意义。但这种慢，确实对于高速发展的学术界来说，很容易被淘汰，因为没有“发表数量”，就代表着失去了价值。

（三）女性研究者的独特视角

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，我也常被问“如何平衡家庭与研究”。我的体会是，男性学者为什么不被问这个问题（开完笑）。我自己的和解方式是：不必追求“完美平衡”，想清楚和接受trade off的是什么就好。我常以此自嘲：“学术不行，我还能带娃儿”。不过，我还是坚持认为我们女性，有自己的比较优势——比如更强的同理心（让我更关注弱势群体）、更好的韧性（面对审稿意见时更能沉住气），更低的职场期望值（“戴帽子”的压力或许更小）。当然，挑战也存在，比如调研时、合作中都可能遇到偏见与误解，专注于研究本身就好。

六、总结：研究是一场“长期主义”的修行

最后，上述这些其实都是我个人对于研究的本质粗浅理解：“理解世界并传递”。学术论文是最好的载体之一，从选题到发表，每个环节都需要：

- 好奇心：对“为什么会这样”保持追问；

- 行动力：敢去实地调研，敢去争取数据；

- 合作力：学会借力他人的知识和资源；

- 平常心：接受挫折，享受每一个小突破。

研究之路可能没有“标准答案”，但只要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，时间总会给你回报。

谢谢大家！欢迎未来有更多交流与合作机会。